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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年控烟喜忧参半 专家历数烟草业"干扰手段“

2016-6-2 23:15:57 来源:财经网 点击:


2016年5月31日,财经网-第一财经

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在地球上,这一天被定性为“无烟”日,而事实上烟一直存在。

对于烟草,世界性的控烟活动一波接着一波,但烟草在中国的地位一直都难变。在控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烟草行业都在努力找空隙生存下去,对某些企业来说,销售额可能要大于人类的健康之上。控烟与反控烟胶着纠缠,此消彼长,构成了中国、乃至全球控烟的复杂景观。

中国十年控烟喜忧参半 专家历数烟草业

《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整十年

烟草又称还魂草、相思草、忘忧草、打姆巴古、淡巴菰、淡巴姑、淡肉果、醺、金丝醺、芳草、烟酒。

打开烟盒,抽出一支洁白的香烟,朝手腕、烟盒、桌面等轻轻击打烟头,熟练地将它塞进两唇之间,最后是打火机,火焰一闪,烟已经着了。两颊轻轻的吸允、吞吐,微眯着双眼,看着那股上升的烟雾,忧郁?悠闲?紧张?兴奋?孤独?寂寞?一并被吞噬在那团烟雾中。3.5亿的中国烟民,在这团烟雾中寻求着自己的感受。

历史上至今没有哪一种经济作物能够像烟草那样,集可爱与可恨之处于一身。

虽然烟草同人们的生活、社会经济及文化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但吸烟有害健康论已经成为事实。

被称为“制造麻烦的老太太”吴宜群,作为民间控烟人士,一直在不停的奔走呼吁着控烟,但效果并没有达到她的期望。她表示,我国吸烟人口、烟草生产、烟草消费均占世界总数约三分之一,居世界首位,每年,全球烟草流行导致近600万人死亡,其中60多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吸烟导致相关疾病带来的疾病负担,据专家估计,已超过当年我国烟草企业上缴国家利税的总和。

2012年5月30日,我国卫生部首次发布了《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重申烟草烟雾中含有69种已知的致癌物,这些致癌物会引发机体内关键基因突变,正常生长控制机制失调,终极导致细胞癌变和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报告》还指出吸食烟草和暴露于二手烟可能导致许多心脑血管疾患、肺功能疾患、糖尿病等致命的疾患,尽早戒烟可以避免或减轻这些健康风险。

而烟草有害,已经国内外科学研究证实。第一篇指出烟草有害的文章是1924年,美国《读者文摘》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烟草损害人体健康吗?”

第一位撰文提出吸烟致癌的医生是英国医生弗·伊·蒂尔登,1927年其在医学杂志《手术刀》上撰文:他看到或听到的每一个肺癌病人都有吸烟。第一位提出被动吸烟有危害的人是美国卫生官员西·埃弗里特·库普,他在1986年,提出:生活在烟雾中的不吸烟的人,面临严重的健康危险。

“烟害之烈,不容轻忽。”吴宜群表示。

事实上,全球都在为吸烟这种危害健康、带来大量疾病、残疾与死亡的劣质生活习俗在斗争,也到了用无烟的、健康的生活习俗代替这个恶性的时候。2003年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签订——在很短的时间内,《公约》的签署方已达180个国家与地区,成为支持率最高的国际公约。

中国是最早签约的国家之一,又是全世界吸烟人数最多,卷烟产量最多,因吸烟导致疾病、残疾与死亡数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的签约,表明中国政府承诺努力保护当代和子孙后代避免由于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而遭受毁灭性的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后果。

从《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2006年)至今,已经整整十年。《公约》生效6年后的2012年12月,中国制定了第一个《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至今,这个实行只有三年的《规划》也到了收官之时。

十年履约,三年《规划》,中国的控烟进展如何?差距怎样?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制定时,缔约方一致认同以下六项有效的控烟策略(EMPOWER):监测烟草使用,评估公约履行情况;保护人民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税。”吴宜群。

虽然约定如此,对于后来的这10年控烟效果,吴宜群用“喜忧参半”来总结。

“中国控烟有进展,有成效,但道正长,路艰难。吸烟水平居高不下。《规划》制定的目标并未完成。男性吸烟率仍居高位。吸烟总人数、烟草消费总量都还在增加。青少年吸烟状况也不容乐观;尽管对‘二手烟危害’认知有明显提高,但吸烟危害知晓率仍处低位;控烟需要投入。控烟任务繁重,目前投入与实际需求差距甚远,人力财力都显不足。需要建立健全国家烟草控制筹资机制;由八部委组成的‘控烟履约’领导协调小组,工作不力。作为领导小组成员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同时就是烟草总公司,而烟草业的经营目标与控烟目标背道而驰,怎么可能认真控烟。中国控烟存在的许多问题,其源盖出于烟草业的抵制与阻挠。”吴宜群表示。

目前中国烟草使用、烟草相关疾病流行、控烟政策效果评估等监测信息系统已逐渐建立并初见成效。适时监测中国控烟现状及进行效果评估可使政策制定、措施调整得以建立在切实的科学证据基础上。六项策略中,此项做得最为细密、切实。中国吸烟危害之严重,危害认知之不足,控烟工作之紧迫,都有确凿的监测数据证明。

“但是工作的差距不在监测本身,而是监测结果尚未得到决策部门的足够重视;因此未能根据监测得到的结果及时调整各项控烟措施,以有效地推进中国控烟工作。”吴宜群表示。

而对于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虽然有较大进展,但距全面推行尚远,即将出台的条例将直接影响它的作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是保护民众免受烟草烟雾危害的主要措施。2013年岁尾,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发布,是一个正确的导向,各级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状况有明显收敛。领导带头的单位,公共场所禁烟就比较顺当。

中国大陆有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包括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城市18个,其中尤以2014年《北京控制吸烟条例》同《公约》要求最为接轨,具有标杆意义。目前,已有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城市覆盖的人口仅约为10%。同“十二五规划”及《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要求的“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目标,距离尚远。当务之急,应尽快推进全国性的公共场所禁烟立法,以保护最大多数人不受烟草烟雾危害。

控烟措施的博弈

“爱我中华”、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上善若水”······中国的烟草广告自古以来就是意境优美,深入人心,殊不知这种广而告之,又带来了多少新的吸烟者。在新《广告法》出台后,它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是《公约》提出的一项重要控烟措施。修订后的《广告法》,将基本实现禁止所有烟草广告。吴宜群认为,仍要警惕烟草业对《广告法》作有利于烟草营销的歪曲解读。因此,需要有实施细则,对可能出现在执法中的争议,给以明确的界定。如“大众传媒”、“公共场所”、“特殊人群”、“软性广告”、“变相广告”、“间接广告”等等,以便执法有所依皈,违法无从遁形。

“2014年在《广告法》修改讨论过程中,烟草企业多次要求保留烟草销售点的广告宣传权利,这样就给全国3000万个销售点以宣传烟草广告的机会。并且要求保留把烟草广告的批准权放到县级政府。实际上就是不对广告进行限制,对广告法有关烟草广告的内容不进行任何修改,还要任其到处做烟草营销广告而已。”北京市控烟协会秘书长崔小波表示。

这种倾向受到许多控烟专家的反对。有控烟专家指出,在我国一个法规至少要生效15年到20年,如果此次修改依然任其烟草广告宣传,不仅履约谈不上,有可能又要毁掉中国两代人。

这种观点反映到全国人大并受到重视,最终在新《广告法》内写入对烟草的禁止条文:“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公益广告,宣传烟草制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这次修法使控烟工作得到了一次关键性进步。

但也有烟草企业利用“慈善”赞助,来达到烟草广告与促销的目的。2015年在《慈善法(草案)》二读时,听取专家意见,写入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烟草制品及其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法律法规禁止宣传的其他产品和事项”。

吴宜群认为,在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如,紧密监督烟草广告与各种变相烟草广告;警惕烟草业变换手法促销烟草;制止烟草业借赞助之名,行促销、营销之实,等等。尤其应当坚决制止的是烟草销售点违法向青少年售烟。据最近发布的《北京小学校周围烟草销售调查》报告,即便在首都北京,中小学校周边百米内仍有不少分布在便利店和杂货店的烟草销售点,未成年人购买卷烟,84.6%未遭到拒绝。拆零方式向未成年人售烟情况屡有发生。

新的《广告法》在烟草的推广方式上有了一定的限制之后,而控烟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是提高烟税,价税联动。

“使用税收和价格手段实现控烟目标”,是指以提高税收的手段,促使烟草制品涨价,使吸烟者减少消费,达到控烟的目的。这是世卫组织郑重推荐的重要控烟措施。

“自2009年起,我国对烟草有过两次调税,但价税未曾联动,控烟效果并不理想。时隔六年,2015年我国再度调整烟草消费税,并同时对卷烟零售价进行调整。这是以税控烟的尝试。

吴宜群表示,这次调价之后,中国卷烟价格依旧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一档,由于居民收入的提高,买烟支出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还在降低,不足以有效遏制烟草消费的行为。所以,这次价税联动调整烟草税,只能是起点,不应是终点。烟草税的调整应当小步快走,使之常态化,以收控制烟草消费,保护公众健康之效。

实践证明,最直观、最经济、最普遍、最有效的吸烟危害警示方式,是在卷烟包装上印制告知吸烟严重危害的警示图形。截止到2015年5月,世界上已有85个国家/司法管辖区采用了图形警示。其中,有60个国家图形警示面积超过50%,最大的已达烟盒正反面的90%以上。

但是这一最有效的警示方式,由于中国烟草业以可能引起税利迅速下滑为由,竭力阻挠,至今未得采用。

“现有的烟害警示无效,公众对吸烟严重危害的认知严重不足。中国的‘美丽烟包‘严重误导着吸烟者,应当尽快将警示图形印上烟包。一方面百般阻挠警示图形印上烟包,另一方面,又多方散播传言,淡化吸烟危害,制造’低焦低害‘的谎言,蓄意弱化公众对吸烟严重危害的警惕,也大大削弱着吸烟危害教育的有效性。”吴宜群表示。

在其所做的《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公众对吸烟危害的知晓度仍处低位,对所谓“低焦油低危害”的错误宣传,知其谬误者只有24.5%,误以为是,或不能回答的仍在75%以上。

警示烟草危害,远远落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烟草危害的下,戒烟服务却面临困境。从调查数据看,吸烟者中有39.6% 有戒烟意愿,这一比例远低于控烟先进国家。但成功戒烟者仅14.4%。所有曾经和现在吸烟者中,成功戒烟的人数,5年中也只增加了1330万人,在3.16亿吸烟者中,其数甚微,还不及新增吸烟者的数量。

“原卫生部门为戒烟帮助,做出过很大努力,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15)版)》;建立戒烟咨询热线(12320),已覆盖全国已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为国内覆盖地域最广、戒烟咨询专员数量最多的戒烟服务热线;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医务人员提供戒烟建议的比例较2010年有较大的提升。但报告显示,戒烟门诊就诊率低,难以为继。”吴宜群表示。

她解释称,戒烟门诊难以为继有多方原因,其一,在控烟教育中没有强调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强化医学戒烟的地位,将患者导流到医院戒烟门诊或戒烟热线的工作做得不够。其二,没有把戒烟治疗纳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范畴,让戒烟者得到有效药物的治疗。但这两点至今均未做到。不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如果,对戒烟治疗的各种困难没有一个通盘设计,提升戒烟服务能力,增加戒烟率终究会是一句空话。”吴宜群表示。

控烟,其实是一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具体行动,一项关系人民健康、每年百万余人死亡的大事,中国不但要有国家层面的公共场所禁烟立法,还应当有《国家控制吸烟法》,将烟害控制列为国民健康基本保障,使经济的、教育的、法律的、医学的多重措施综合发挥作用。目前烟草业的利益与控烟目标根本抵触,应当排除在控烟履约领导小组之外,只有排除干扰,才能提高效能。

斗争仍在继续

事实上,中国控烟行动一直持续,1997年我国政府承办了以“烟草:不断蔓延的瘟疫”为主题的第10界“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政府禁遏烟草和支持反吸烟运动的立场和决心。

2003年5月21日世卫大会批准,呼吁所有国家开展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控制烟草的广泛流行。中国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2005年8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中国正式加入。2006年1月9日,《公约》在中国生效。

“虽然中国的控烟行动一直都有,但是正面冲突是《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开始,面对控烟人士的控告,烟草业出现了多种对抗的说辞。”吴宜群表示。

吴宜群表示,中国烟草业干扰控烟的手段和行径很多,他们淡化《公约》的法律约束力,使“政治承诺”流于空谈,并以所谓“国情”不同,“文化”不同为借口,抵制履行《公约》;阻挠并反对为控制烟草流行、保护人民健康,制定或修订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否定烟草危害的科学证据,淡化吸烟与二手烟危害,用“两个利益至上”(即所谓“国家利益至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虚伪口号,粉饰烟草制品的害人本质,使烟草销量在履约后不降反升;制造“低焦油、低危害、和“中式卷烟”的骗局;拒绝在烟草制品包装上使用图形警示;千方百计阻挠提高烟草税和价格;利用变相广告、促销和赞助,促进烟草消费;疯狂的高档卷烟;建造多处“烟草博物馆”,并将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拉拢青少年亲近烟草,引诱青少年吸烟。

《公约》序言特别指出,必须“认识到需警惕烟草业阻碍或破坏烟草控制工作的任何努力,并需掌握烟草业采取的对烟草控制工作产生负面影响的活动。”

吴宜群表示,“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提示极为重要。”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今年第15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所说:“烟草行业已经变换面孔和策略。这匹狼不再披着羊皮,它已张开血盆大口。旨在破坏控烟活动、颠覆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伎俩不再遮遮掩掩,也不再披上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的外衣。”

而在中国,在吴宜群看来更为甚。在中国,烟草业干扰控烟的情况更是非常严重,中国烟草总公司与政府主管部门国家烟草专卖局是两块牌子同一个机构,烟草业的行业利益正在吞噬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形成了一个政企合一的行业利益共同体。

从《公约》生效开始,吴宜群就开始了控烟呼吁的奔波,她不停的倡议、上书、状告·····

“我们连续5年都找政协委员来写控烟的建议,对于各种烟草的抗议一直不断,但是效果并不佳。”吴宜群表示。

2012年12月21日,《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出台,更是引发了控烟人士的不满。

“既说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又不减少烟草供应,对过去10年的烟草产量快速增长还视为成绩;目标设定中人群烟草使用率下降,但不设定减少烟草产品供应的目标;目标要求3年内人群烟草使用率下降3%,但是针对控烟的措施并不具有执行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烟草业对控烟履约的控制;一面说宣传教育急需加强,公众认识有待提高,但最好的教育手段不使用,拒不让图片警示上烟盒。烟草加税加价是最有效的减少烟草需求的措施,但规划只字未提,变成了加强烟草税收、价格和受益管理的内容。一说建立完善的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信息批露制度,却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为名,把国家级烟草质检中心放到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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